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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多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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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缩小贫富差距关键是改革体制性障碍  

2008-03-02 20:3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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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贫富差距关键是改革体制性障碍
http://view.QQ.com  2008年03月01日18:47   大众时评  彭联联  评论8

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虽然过去15年中,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工资分配中的突出问题。报告坦承,政府调节收入力度不够。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同期,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的费用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3%。(2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政府通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实现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讲求的是公平,是对第一次分配即市场分配追求效率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后果的矫治和补救。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情况下,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慈善)对于调节抑制贫富差距扩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加大政府调节收入的力度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改革市场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实现第一次分配的公正公平。

从发改委的报告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一是城乡居民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别;三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差距不合理扩大,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同工不同酬现象以多种形式存在。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依靠进城打工,可是在二元体制之下,农民工是“二等公民”,从事的工作脏苦累,所得收入却与其付出极不相称,即使与城市居民干同样的活,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也不及后者。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别,主要是指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差别。垄断性行业利用政策优势和自身的垄断地位获取暴利,不仅职工工资远远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其隐形收入更让后者难以企及。而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不合理扩大,实际上就是管理者利用掌握的权力,把收入分配的杠杆向自己倾斜,使自己的收入增速大大超过企业效益的增长速度和职工收入增长速度。

理论界曾经有过在市场机制下效率与公平究竟孰轻孰重的争论。实际上,在第一次分配过程中,由于体制性障碍、非市场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不仅与社会公平背道而驰,而且也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效率的提升,其后果只会造成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并由此带来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被遗弃感。

而在此基础之上的政府对国民收入的调节,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解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权利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当然也无法扭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当前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更紧要的是深化改革,破解市场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如消除城乡壁垒、打破行业垄断、限制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等。

 

缩小贫富差距关键是改革体制性障碍

http://view.QQ.com  2008年03月01日18:47   大众时评  彭联联  评论8条

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虽然过去15年中,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工资分配中的突出问题。报告坦承,政府调节收入力度不够。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同期,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的费用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3%。(2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政府通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实现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讲求的是公平,是对第一次分配即市场分配追求效率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后果的矫治和补救。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情况下,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慈善)对于调节抑制贫富差距扩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加大政府调节收入的力度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改革市场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实现第一次分配的公正公平。

从发改委的报告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一是城乡居民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别;三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差距不合理扩大,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同工不同酬现象以多种形式存在。

 

城乡工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依靠进城打工,可是在二元体制之下,农民工是“二等公民”,从事的工作脏苦累,所得收入却与其付出极不相称,即使与城市居民干同样的活,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也不及后者。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别,主要是指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差别。垄断性行业利用政策优势和自身的垄断地位获取暴利,不仅职工工资远远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其隐形收入更让后者难以企及。而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不合理扩大,实际上就是管理者利用掌握的权力,把收入分配的杠杆向自己倾斜,使自己的收入增速大大超过企业效益的增长速度和职工收入增长速度。

理论界曾经有过在市场机制下效率与公平究竟孰轻孰重的争论。实际上,在第一次分配过程中,由于体制性障碍、非市场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不仅与社会公平背道而驰,而且也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效率的提升,其后果只会造成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并由此带来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被遗弃感。

而在此基础之上的政府对国民收入的调节,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解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权利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当然也无法扭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当前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更紧要的是深化改革,破解市场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如消除城乡壁垒、打破行业垄断、限制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等。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http://view.QQ.com  2008年01月07日07:23   南方都市报  茅于轼  评论680条

茅于轼

  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三十年。大家知道我是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包括中国。解决穷人的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是合理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首先要有财富的创造,否则大家争来争去,你多得一点我就少得一点,这个社会就搞不好。我们这三十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的财富从可比价值来说增加了13倍,现在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十年改革真的是了不起。我们千万不要把过去走的这一段路看错了。当然,我们也有问题、有矛盾,还有很大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再有三十年,甚至再有二十年,中国就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很复杂,一方面很富,一方面又很穷,一方面很先进,一方面又很落后。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全国人民有耐心、有理智,懂得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安排好我们将来这二三十年。中国的复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确立自由交换制度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我们这三十年改革的成功需要总结。我在十年前(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干同样的活,在美国拿的钱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国拿的钱就少、生活得就差呢?为什么穷国和富国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不同呢?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那么同样的劳动就是同样的价值嘛!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分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显然不是,否则美国和中国就应该是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收入,可见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我们改革三十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把这些因素抓住了。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100根香蕉,你有100个苹果,但我也喜欢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我就用我的香蕉换你的苹果,一根香蕉换一个苹果,我就变成99根香蕉加1个苹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是100根香蕉、100个苹果,但我的财富增加了,你的财富也增加了,何以见得呢?我这99根香蕉加1个苹果,这1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1根香蕉的,我是用1根香蕉换来1个苹果的,但换来的这个苹果不只值一根香蕉,要不然我干吗跟你换呢?或者说有一个人再拿一根香蕉想把我这唯一的苹果换回去,我不会干,你拿两根香蕉我也不干,因为我的香蕉很多嘛。也许你拿了5根香蕉,我勉勉强强给你这个苹果。这证明我这个苹果值5根香蕉,交换以前是100根香蕉,交换以后变成了104根香蕉,而且你也赚了。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两个人都同意交换,那就证明这个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它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因为损害一方的交换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凡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交换,必定是双方同意的。双方同意就是对双方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说明有财富的创造。所以要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我们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就在这里。而改革之前是不让交换的,也就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路都统统堵死了。

一个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一定创造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双方都在创造的。全世界有很多穷国,他们为什么穷呢?就是没有一个平等、自愿、自由的环境。就拿中国来说,我们在改革之前,又没有平等又没有自由,还做什么买卖啊?我们现在从事交换的人不那么绅士,有一些小人见利忘义,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在发达国家,都是绅士进行交换,大家很尊重对方,很守规矩、守信用,不胡来,这样一个商业环境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为什么美国人赚的钱多、中国人赚的钱少呢?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交换创造财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从一方转手到另一方,一定是卖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低,而买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高。所有的买卖,都是从低价值估价的人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估价的人手里,绝对不是等价交换,等价干吗还要交换呢?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因为各自优势的发挥,有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是发挥优势的分工。计划经济毛病在哪儿呢?计划经济也是有分工的,但不发挥优势,搞不清楚谁的优势是什么。现在搞清楚了,因为现在有价格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就有优势。有了价格,分工就不会错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价格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可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它有很多制度性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交换是很不可靠的。什么保障呢?第一是产权的保障,所有权的保障,我的财产不会随便被剥削了、被转移了、被剥夺了。这一点太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剥夺了某些人的所有权,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犯这种错误。认为有钱的人就是剥削,就有理由去剥夺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有钱人也要分情况,有的是靠贪污腐化来的,靠权钱交易来的,这又当别论了,他是没有财富创造的。我们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的转移,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财富的创造。对于交换的认识已经确立,但这个问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政府还在经常干预普通人的交换。比如马路上摆一个摊,城管就来驱赶了。马路上摆摊,是在创造财富啊。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可能妨碍了交通,或者破坏了环境,需要加强管理,但不能禁止他们。要饭的不创造财富,而是财富的转移。这种财富的转移,我觉得是很合理的,给有困难的人一点帮助是有好处的。但贪污腐化、剥削,那当然是不好。要讲什么是剥削,有没有剥削,我有一句话,“不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就是剥削”。比如说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加班加点不给钱,或者没有加班额外的补助,或者是工作场地非常不安全等等,这些就是剥削。没有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剥削,你剥削我,我找一个不剥削的人去。市场是充分自由的、竞争的,那就不可能有剥削。

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下面我说一说财富消费和财富生产过程中所有者的利害关系问题。

先说一说消费。我们花钱有四种情况:一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二是自己的钱为别人花,三是别人的钱为自己花,四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效率最高的,不会出问题。其他三种情况都会有问题。自己的钱为别人花,省是省了,但用处可能不对。别人的钱为自己花,用处可能是对的,但不会省。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要花掉的,要让它花得有效,就必须是尽可能变成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不要拐弯抹角让别人为自己花钱。

我们以此进行分析,来看看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变化。

改革以前,很多钱都是别人为别人花,即公有制。比如拿盖房子来说,国家要盖一些房子,计划部门设定一个计划,钱也拨了,这个钱就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计划部门控制这个钱,这个钱是谁的钱呢?是国家的钱。这个钱为谁花呢?为老百姓花。房建出来,不一定很适用,也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为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现在我们买房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所以对质量就有监督了,房子不好我就不买了。再举一个例子,义务教育也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给你一个什么学校,你就上一个什么学校,你对学校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钱是别人花的,别人做决定。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让教育的钱变成自己为自己花钱,即把国家的教育经费变成教育券,孩子的家长可以持券选择学校,这样学校就有竞争了,办得不好,人家就不来你这里了。

花钱的四种情况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我受他的启发,也提出了生产方面的四种情况,即用谁的劳动为谁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

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就是马路上的小摊,他们一定很努力,不会偷懒,不会贪污——都是自己的钱,没有办法贪污。他也不能降低质量,因为有竞争。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成本、增加劳动时间。独资企业和个体户都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最有效的,不需要监督。

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是为别人的,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你说好得了吗?

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就是老板请人打工,打工的人是为老板赚钱的,而老板则要监督打工的,这里就隔了一层。民营经济的老板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办法,让总经理或者每一个员工关心企业的利益,比如说给他一点股票。

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营企业就是如此。国营企业是国家的,雇了一批打工的,让这些打工的好好干,但赚的钱不是总经理或者厂长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关心劳动的效果,改革后把国营企业大部分都改成私营了,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靠着改变谁的劳动为谁赚钱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得生产、消费都是有效的。怎样有效呢?简单一句话,尽量私有化,消费也要私有化,生产也要私有化。当然,完全私有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怎么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什么是自由啊?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如果大家都为所欲为,那就糟糕了。一个社会好不好,一方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大家对自己的自由有没有约束,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自由,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就乱了。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这就又说到平等了。什么是平等呢?每一个人的自由一样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多,这就是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平等就是大家收入一样,但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约束是相同的,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是不能做的,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是能做的。因此,自由的另外一个定义,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你要约束自己。

我们说什么是人权?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人权?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人权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此为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作者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供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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